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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文艺批评及其经验与启示/张承良
2018-12-12 10:45:28

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1979—1999),是广东文艺取得大发展的时期,广东的流行文化诸如影视、流行音乐、打工文学等领跑全国,成为全国文艺发展的标杆。其间,广东文艺批评对文艺大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自1979年至世纪末,广东文艺批评界发扬立足民间、关注现实的传统,在批评队伍、批评刊物及文艺批评社团等方面形成了领先全国的开创性态势。

 

一、20年文艺批评的突出建树

 

广东历来有开放创新的文化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广东文艺批评(评论)更是一马当先,在冲破僵化的观念束缚、引领创新上成绩斐然。从1977年广东文艺界最早通过发起批判“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极左文艺思潮批评活动,到80年代对“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等广东文艺现象的批评和研究,再到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文化时代”论、“朝阳文化”论的建构,广东文艺批评越发显出创造性的锋芒。在此,不妨对20年间的广东文艺批评做一简单的梳理,盘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一些具体成果,时间适当延至2000年后两三年)。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宏音

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的开启面临诸多极左年代习惯势力和价值观念的阻力,广东文艺批评在此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解放思想、松绑解缚的作用。1977年,广东文艺界最早通过发起批判“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极左文艺思潮批评活动;1978年,率先为《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被诬陷的作品及其作者平反;1978年底,在全国率先恢复文艺团体组织及活动,召开创作座谈会,刚刚复出的夏衍、林默涵、张光年专程从北京莅穗发表讲话;此后,由萧殷策划、黄树森执笔《南方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于1978年12月29日在《南方日报》头版刊登,这是在全国最早否定“文艺黑线”论的文章,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代表性的还有1979年引进白先勇小说及相关评论,1980年对是不是应该禁止“香港电视”的争论、关于“恭喜发财”与“且慢‘恭喜’”的论争,对广州《南风》文学报在全国首次引进刊登梁羽生武侠小说、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梁羽生小说《萍踪侠影》以及邓丽君流行歌曲的批评论争,1984年《当代文坛报》联合《花城》、《特区文学》主办的“文学与改革研讨会”在全国率先探讨商品经济中文学(文化)的价值和地位问题等。

 

(二)“经济文化时代”论与“朝阳文化”论的提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大确立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发展战略,为当时处于徘徊状况的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但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仍然有着诸多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待解。而广东文艺批评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受益者,最早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发出了时代的强音。黄树森、金岱的“经济文化时代”论与刘斯奋的“朝阳文化”论正是当时广东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批评思想。

1.“经济文化时代”论

1993年6月始,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持续两年有余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学的危机及整个人文精神的衰退表示忧虑。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是认为普遍的道德沦丧、精神堕落根源于“商业化”大潮,倡导回归传统。

而在这之前的4月1日、9日及23日,《羊城晚报》连续刊发黄树森、金岱联合署名文章《经济文化时代——一个没有高喊“史无前例”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以“文化的真空态”来解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经济文化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文明形态转换(由政治文化时代转型为经济文化时代)的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是文化形态转换所带来的迷惘:一是文化产品的真空态,二是文化精神的真空态。而正是因为真空,才越发希翼新的充实,需要建构一个与之相配合的新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官本位”不同,新的经济文化是以“人本位”为突出特征的,新的建构将以此为基点和终极目标。

沿着这样的思路,黄树森和金岱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向着深度掘进。黄树森作为一个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策划者,持续地关注热点、发掘新人,策划和组织活动,并由此而成为贯穿广东新文艺20年的枢纽性人物。作为《当代文坛报》主编,同时,也作为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任常务副主席、第二任主席以及第三任名誉主席,几乎在广东新文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紧要环节,黄树森都能或三言两语指中要害、点通迷津,或亲自组织策划宏文、短论、专题,作出快速反应,或策划热点,借助社会力量,以研讨活动制造传播效应,激活舆论。代表性的有:1.活动策划与组织。包括“珠江大文艺圈”“岭南文派”“岭南新文艺”的讨论;1993年对广东电视剧的方位、品格、模式的探讨;1995年对经济语境下粤沪两地文艺发展的探讨与交流,期间穿插对《白门柳》《商界》“刘西鸿现象”“打工文学”“特区军旅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活动的策划组织,以及对“经济文化时代”等理论话题的提出等。2. 大型丛书的主编。“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的筹划与组织(书链于1995年推出第一批,1999年推出第二批,1999年推出第三批);2004年后至今仍风生水起的“中国九章”系列,实则也是“叩问岭南”系列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与拓展。3. 厚厚两大本达65万字的《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则记录了黄树森20余年文艺批评活动的轨迹与思考,是一部“足以明鉴时代脉动的力作”。 金岱则以对当代文化、文艺现象的深度解读与思想建构为突出特征,由“经济文化时代”的理论主张为行动纲领,金岱持续地从文化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等不同角度,进行着他“经济文化时代”新人文精神的批判和创造工作。

2.“朝阳文化”论

1995年,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斯奋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艺建设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分别从文化性质、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当前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进行论述和界定。他提出了“朝阳文化、巨人精神、盛世传统”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有力地改变了文化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这预示着农业文明那一片看似仍旧无限美好的“夕阳”即将逝去,而一种“朝阳文化”正在开始展露曙光。为了无愧于这个时代,为了迎接已经露出曙光的朝阳文化,需要提倡一种巨人式的、强大的文化精神。在这种“巨人精神”的光照下,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固守‘末世传统’那一套过时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不毅然拿出开一代新风的大胆识、大气魄,去努力继承和发扬‘盛世传统’,迎接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人,就没有理由不紧紧拥抱‘巨人精神’,满怀信心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最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创造潜能,去攀登足以与我们杰出的祖先前后相辉映的文明高峰。”

 

(三)“第三种批评”的倡导

“第三种批评”代表人物主要有金岱、蒋述卓与程文超等人。严格来说,“第三种批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艺批评流派,但因为其内在价值取向上共同的建构性与创新特质,“第三种批评”由此成为20年广东文艺批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收获。

1994年,金岱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一个关于社会转型与文学发展的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当代文学还能逃到哪里去——中国文学在呼唤意义的先锋》的演讲,提出了在政治功利文学与文学的形式转向之后的第三条道路问题。发言当时得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许明的热烈回应,两人相约于当晚邀请若干朋友举行一个小型沙龙讨论该问题。参加当晚小型沙龙的广东批评家除金岱外,还有蒋述卓、程文超。此后,金岱、蒋述卓、程文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第三种批评”的文章,并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向深度掘进。

金岱于当时就切入了文化批评的路径,以“意义的先锋”立意,强调由于文明转型和经济文化时代而发生文化真空、精神虚无、价值混乱、心灵晕眩的背景下,重寻价值共识,重建精神规则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念。他先后发表《经济文化与人本文学》《重建精神规则》《意义的先锋》《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我世界——作为一种生存的本体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诸多关于文明转型及其精神规则重建问题的批评文章,出版了批评集《“右手”与“左手”》(1998),专著《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2002),以及体现他的批评理念的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1988—2002)。可以说,金岱是当代广东乃至全国持续地关注并执著于新的文明形态下人文精神重建的少有的卓有建树的批评家之一。

蒋述卓以文艺学介入现实,“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认为当时的批评家们面对多元的创作实践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而另一方面,持后现代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则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艺,这种不顾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而简单地移植与套用外来术语的理论,不仅不能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结果还丧失了自己的声音、话语和思想。因此,蒋述卓于1995年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的概念,先后发表了一批论文,并出版《在文化的观照下》(1997)、《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审视》(2003)、《批评的文化之路——文艺文化学论文集》(2003)、《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2003)等专著,尝试对现实,特别是对人类城市化的生存现实进行文化诗学的研究与批评。

程文超以“欲望叙事”切入,从作为“欲望本体”的此岸的人生欲求入手重新解读文学史、文艺史,强调文艺研究与批评的现实关怀,从而为重构文学史找到了一条独辟蹊径的文化之路。程文超认为,一个批评家只把握作品不够,他必须通过把握作品去把握世界,又通过把握世界去把握作品。他必须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运作发言。将人从文化里剥离出来,还原为欲望,这是文化反思的一个终点,又是新的文化重建的起点,是生存走向彼岸、守望诗情、获得终极意义的起点,这是程文超“欲望叙事”的关键所在,正是沿着这样一条独特的思路,程文超的文艺批评显示了其独有的深刻性。[1]

 

(四)对“珠江文化”“岭南新文化”等新文艺现象的研究与批评

作为地域文化的关注,“珠江大文化圈”“岭南新文化”“岭南文派”等对于本土文艺现象的研究与批评是20年文艺批评的热点之一。

1.“珠江文化”的研究与批评

1986年5月,《当代文坛报》联手天津《文学自由谈》、深圳作家协会在深圳召开南北评论家参加的“文学与现代文明”研讨会,首次提出岭南新文化及其批评流派与品格的问题,此后,《当代文坛报》分别就具有鲜明岭南新文化特色的《商界》《外来妹》《招商集团》等文学作品/电视剧等召开了系列专题研讨会,就文学上的“岭南之谜”“南方精神”“岭南文派”等问题进行探讨。

1989年春,在《当代文坛报》迎春茶话会上,广东文艺批评界正式提出了建设“珠江大文艺圈”的构思,并在《当代文坛报》1989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要重视“珠江大文艺圈”的研究》特稿,《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报刊也纷纷开辟专版组织讨论。《当代文坛报》辟出“珠江大文艺圈”专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编发了二十余篇文章,从历史的、现实的、价值的、哲学的、文艺的等不同角度爬梳岭南文艺的渊源流变和性格特征,如陈实的“南方人文精神”、郭小东的“南方精神的再度崛起”、张奥列的“南国都市文学”、谢望新的“强化岭南文化意识”等批评主张,致力于辩清长期以来笼罩在广东文化上的种种迷障,为岭南新文化的生长鼓与呼,从而使岭南文艺批评界独立于京沪学派,发出了第三种声音。在全国层面看,这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遭遇经济、文化转型现实的正面回应,是第一次成建制地为经济文化辩护的自觉行为。此后,对珠江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在以黄伟宗、周義、司徒尚纪、邓国伟等人牵头的珠江文化研究会的组织下持续拓展,收获颇丰。

2.岭南影视剧及文艺创作研究

文艺批评界对有着典型岭南特质的广东影视与文艺创作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解读。以《当代文坛报》和文艺批评家协会为主要平台,先后组织了大量文艺批评活动,发表了一大批批评文章,黄树森是这一系列研究批评活动的策划人与组织者。先后有“岭南之谜”“粤派流行音乐之谜”“南国都市电影之谜”“商界现象”“粤派电视剧之谜”“广东报告文学现象”“刘西鸿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格局”“当代文艺批评新建设”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2002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广东电视剧珍品集成1978——2002(第一部)》(刘斯奋主编、黄树森执行副主编)丛书,包括了理论卷、历史卷和作品卷三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电视剧创作作了一次全方位的整体性的回顾。这种成书体例,在全国的电视文化史料整理和研究中是第一部。

 

(五)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在全国来看,广东最早投入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工作,是广东文艺批评的强项之一。从1982年6 月在暨南大学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算起,20年间,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批评界先后召开了十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广东学者作为这一领域的开创者,更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以饶芃子、王晋民、封祖盛、许翼心、潘亚敦、赖伯疆、陈贤茂、周文彬、刘登翰等人代表,广东的台港澳文学研究与批评就台港澳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流派与思潮、题材与体裁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等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批评与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如《台湾文学导论》(潘亚暾主编,1990年)、《澳门 文学概观》(刘登翰主编,1998年)、《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 》(周文彬著,1998年1月)等。

 

(六)打工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打工文学兴起于南粤大地,并以《特区文学》《花城》《广州文艺》《佛山文艺》《珠海》《外来工》等杂志为创作平台,吸引了广大打工一族的喜爱,并培养了一大批打工作家,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后广东文艺的独特景观。这一现象引起了广大文艺批评者的重视,他们纷纷对这一全新的文学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解读和跟踪研究。1992年,由广州电视台组织拍摄,成浩、谢丽虹创编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热播,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回声;同年3月15日,《当代文坛报》和广东省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外来妹》与打工文学研讨会”,谢望新、赖伯疆、黄伟宗、黄树森、陈志红、成浩等20多人出席会议,热议打工文学现象。

就从事打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个体而言,深圳的杨宏海等人是重要代表。杨宏海20年来持续跟踪打工文学,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开展研究与批评,先后发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称赞打工文学“为特区文学赋予新的文化品格,也为岭南文学的血脉灌注更多商品经济的基因”[2]、策划出版“打工文学系列丛书”(1992年)、主编打工文学作品和评论集《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2000年)等。

 

(七)其他

20年来广东文艺批评还在其他各方面获得丰富成果,如艾晓明、陈志红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游琨炳的当代广东作家作品批评、谭元亨等的客家文学与文化研究、郭小东的知青文学研究、陈剑晖的当代散文研究、谢有顺的当代国内作家作品批评、李公明的美术批评、朱万章的当代书法与美术批评等。

 

二、20年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梳理和总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下的广东文艺批评建设工作无疑是极富启迪性的。

我们发现,文艺批评的发展,组织工作不可或缺。事实上,文艺批评工作者需要有一个“家”[3]。这个“家”就是平台,是一个能将一大批文艺批评工作者聚集到一起来的一个平台。文艺批评的组织和创造,就是依托于这样一个平台来落实和实施。反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文艺批评平台的构建上。总的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界对文艺批评工作的组织和引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艺批评的平台建设

20年广东文艺批评形成了以《当代文坛报》(创办于1983年,停刊于1997年)及《粤海风》为主阵地的批评园地,以及以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为核心的文艺批评组织。20年来广东文艺批评的发展与成就,无不与此“两刊一会”密切相关,特别是《当代文坛报》,俨然成为20年来广东文艺批评与讨论的策源地与风暴眼。

1.《当代文坛报》

《当代文坛报》,创办于1983年10月,停刊于1997年,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报》开初是对开大报,1986年7月从报纸改版为评论月刊,1991年后改为双月刊。回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文艺界,《当代文坛报》犹如当时中国文艺界期刊的一个特立独行者,其创新的思路、独特的做法,都使得这份刊物成为当时发表创新观点、发掘和培养新人的重要阵地。诚如于爱成所评价的:“《当代文坛报》的办刊理念及运作,至少在问题意识、策划意识、市场意识、大文化意识等方面在全国孤诣独标,独步于中国文化期刊界,更不用说作为中国第一份文艺批评月刊,其不可替代的拓荒地位。”[4]

2.《粤海风》

《粤海风》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文联主办。1997年实行全面改版,在全国期刊界首次高扬文化批评的旗帜,并特别专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由于注重文化品位,坚持精品路线,《粤海风》受到社会、尤其是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进入了许多一流专家学者的视野,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学术文化类刊物,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拥有众多读者。在时间上,《粤海风》正好接续了刚刚停刊的《当代文坛报》的工作,承担起了打造广东文艺批评组织平台的重要作用。

3.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成立于1994年11月,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创会主席刘斯奋,黄树森为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副主席、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及第三届名誉主席。

成立文艺批评家协会,最早见于文字的建议是黄伟宗教授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文坛报》上的《萧殷与广东的当今文艺批评》一文。该文提出,“作为宣传文化部门和作家协会等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应将文艺理论批评放在应有位置上予以支持和扶植,他建议“可考虑成立文艺批评家协会或学会,组成基础骨干和专业理论批评队伍,成立文化理论批评基金(包括奖励和出版资助),继续办好《当代文坛报》,各大报加强和增多文艺批评版面,出版社要有理论室,坚持并加强理论批评著作”。[5]

此后,在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副部长刘斯奋等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文艺批评界同人群策群力,于1994年11月正式成立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由此成为“团结全省文艺批评家,实施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出作品、出人才,繁荣和发展广东省文艺批评事业,致力于开创广东省文艺批评事业的新局面”的重要组织平台。

 

(二)领军人物

20年广东文艺批评所获得的成就,离不开作为领军人物的黄树森先生充满生存智慧、创新精神及耐心细致的策划和召集。于爱成曾这样评价黄树森在改革开放前20年间对广东文艺批评所做出的贡献:“黄树森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更承上启下,其思想、智慧更直接地转化为现实推动力,其理念更明显地表现为入世、‘补台’的姿态。当然,这也更充分地成全了他,从而以一个人,即可串起一部广东新文化的发展史。”[6]

黄树森先生自八十年代初担任《当代文坛报》的主编,此后一步步成为广东文艺批评界的掌旗者,20年间在文艺批评新观念新理论的开拓、批评活动的组织、批评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文艺批评的队伍建设

借助“两刊一会”的平台,在黄树森先生等人一以贯之的发掘新人、培养新人的理念下,广东文艺批评界卓有成效地形成了一支颇具实力、具有明显梯度结构的批评家队伍。

早在1986年,《当代文坛报》改刊之初,黄树森即在创刊号提出了其独树一帜的办刊理念:其一,参与竞争,实施争鸣,呼唤文坛的融洽气氛和长治久安;其二,理论形式的浑丽万有,不定于一法;理论风格的色彩斑斓,不拘一格。其三,我们将不惜篇幅,推出广东文坛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理论家;……

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成立后,广泛、扎实地进行会员发展工作,使得会员结构呈现明显的“杂交”优势:会员来自广州、深圳、珠三角乃至全省各地,既有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学者,也有新闻出版、文化部门的编辑、记者和理论工作者,还有一批充满锐气、朝气和虎虎生气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队伍的建构不但注重会员的学术水平和训练,更主张多学科、多艺术门类的交叉联系。这样的队伍结构,使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得以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文艺学、美学、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融汇贯通,一段时间下来,其中一些骨干会员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力,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锐力量迅速成长,为广东文艺批评在21世纪的繁荣做了队伍上的准备。

综而观之,20年广东文艺批评队伍的人才梯队,可以约略概括如下(名单并非全面,或有遗漏)。

以萧殷、楼栖、黄秋耘、黄树森、黄伟宗、饶芃子、张绰、许翼心、金钦俊、邓国伟等为代表的第一梯队文艺批评家,他们自改革开放之始即紧贴时代脉搏,发出批评的时代之音,是为20年广东文艺批评的领头羊。

第二梯队的代表人物谢望新、李钟声、游琨炳、陈实等。

第三梯队的代表人物金岱、蒋述卓、程文超、陈志红、郭小东、艾晓明、陈剑辉、南翔、杨宏海、李公明等。

第四梯队杨苗燕、钟晓毅、谭庭浩、温远辉、陈晓武、费勇、姚先勇、姚代玫等,则构成了20年广东文艺批评的中坚力量。

更年轻的第五梯队,如谢有顺、洪治纲、施爱东、于爱成、伍方斐等,也在各自的领域深度拓展,成果不菲。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在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背景下,广东文艺要大发展,广东文艺批评也面临新的发展挑战,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开创新局?梳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文艺批评的成功做法,在阵地建设、氛围营造、融合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汲取经验,承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雄风和霸气,积极关注当下现实,为广东文艺创作把脉建言,为推动广东文艺的再创辉煌贡献智慧和创见,这也是当下广东文艺批评发展的必修课。

 

注释:

[1] 2009年1月,程文超文艺研究与批评成果汇集《程文超文存》(8卷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2] 杨宏海:《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当代文坛报》,1991年第四期.

[3] 谭运长:《粤派批评》,《粤海风》,2016年第4期,P3.

[4][6][7] 于爱成:《个人与一种文学史——黄树森与广东新文化》,《说黄》,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p12、p9、p7.

[5] 黄伟宗:《萧殷与广东的当今文艺批评》,《当代文坛报》,1993年第6期.

 

(《粤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