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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黄树森文艺批评的思维方式和独特文体/于爱成
2018-12-14 15:31:33

当代广东文艺界,黄树森是一位擅长“咬破小孔”的奇人。改革开放前,已凭济世的天性与一个优秀批评家的锐气,参与了由小说《金沙洲》引发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了把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划一化以及文艺批评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自改革开放伊始,他勇批“文艺黑线”论,为“香港电视”辩护,替“恭喜发财”张目,并成为内地率先引进港台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他提出的“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当下中国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中国影视走第三选择道路”等理论主张,无不震动全国评论界。2006年至今,他牵头主编的《广东九章》系列,借古今名人之视角,对岭南文化的发祥、嬗变、风行历程作了探微和梳理,对广东山川毓秀和风俗人情,也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对于成就广东“经济强省”光环的“人文基因”,更作了剖析、提炼及创造性延展。除此之外,黄树森文艺批评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这无疑是成就有着鲜明“黄记”特质粤派文艺批评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曾镇南先生曾评价黄树森“叩问至此,我突然想到还被鲁迅视为老朋友时期的那个‘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战’,‘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的刘半农,颇觉黄先生和那时期的刘半农颇有几分性相近、神相似。”在此,本文拟就黄树森文艺批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体特色做一梳理,以冀引起更多的共鸣和讨论。

 

一、圆通的思维方式

 

黄树森曾称自己“追求发现,而不追求深刻;追求圆通,而不追求新潮”(《我的批评观》),这个自我评价正是其思维方式的点穴之处。谈黄树森思想的深刻、个性的机敏、智慧的博大、视野的独到,最终都要落实到其思维方式上来。如其所言,他的思维特点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圆通。

创造性的、不极端化绝对化非此即彼的、辩证的、科学的、理性的、开拓进取的、富于想象力和超前眼光的,倡导古今中西多学科融会贯通自由对话和自由交谈的思维,就是圆通思维。早在1990年,像黄树森这样条分缕析、一针见血地阐释思维变革的重要性,在文化学术界即使不是新声音,也是最先谈到该问题的先觉者之一。当然这里面首先是源于他四十年血与火的人生历练和“史无前例”时期刻骨铭心的苦难遭际激发使然,是沉痛的反省、自我的重新寻找和主体性的全面自觉使然。

人生历程中,黄树森称自己有“两个极致的体验”:“一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系广东‘左’的学术思潮的鼓吹的主要人员或曰代表人物。1966年,以黄东文、林薇之笔名领衔主笔了作为广东‘文化大革命,突破口和导火线、经当时省最高领导签发的宏文,在同一天以头、二、三个整版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发表。”他后来的反省是:“虽是受命之作,有着江湖庸医吞错自配假药的苦衷,也有‘大任于斯人’的年少春风得意和为‘左记’云翳所遮的悲凉。”“二是70年代末,‘托福’新时期的宽松祥和,让我检视前尘,稍作顿悟,由‘鸣鞭示警’而到‘蛻变寻觅,鉴别既往,弥合痛苦伤痕’。”

因荒谬年代的荒谬经历而痛苦,因痛苦而自审,因自审而清醒,抉心自食,而用自己的反省来弥合痛苦的伤痕,而寻找自我,寻找新的起点,这是黄树森思维变革的基点和交点。在这个时候,他引鲁迅为知己。何以故?如鲁迅所言,因为从旧阵营中来,新旧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更易致敌人于死地。黄树森确是以自身经历、体验、反思而一定程度上达至了思维变革的境界的。因为曾经“吃人”“被吃”,所以就更自觉掀掉这“人肉筵席”之必须,吹灭那“长明灯”之紧迫,“救救孩子”之痛切,也就更迫切地呼唤“新的人”“新的第三样世界”的出现。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让黄树森找到了反思、寻找、驰奔的契机,找到了自我拯救、自我完善、启蒙大众和介入社会历史进程的契机。这一切反映出来,是以他的思维变革开始的,而其思维变革的表征即是圆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是理论创新。黄树森对于理论的理解与设计,一开始就卓尔不群,“超凡脱俗”。

就其见诸报章的表述文字而言,1983年《当代文坛报》创刊之初,他就框定以“开放性的思维”“密集的信息”“平民化的面孔”的编辑思路和理论追求。1986年改版首号,上来就申明“参与竞争,实施争鸣,呼唤文坛的融洽氛围和长治久安,乃本报办刊初衷并孜孜以求的”;“理论形式”要“浑丽万有,不定于一法”,“理论风格”要“色彩斑斓,不拘于一格”,表面谈的是办刊理念,实乃借此明确地倡导文化和学术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思想追求。这在国内报刊界和广东文化界堪称是第一枝报春花。其后,在其编辑生涯与文化活动中,这种主张不断得到强化和深化,如:

“文艺上的开放、改革,理论上的引进、反拨、探索、创新,当在题中之义”“文学理论,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深奥的,也是可触的。试图在较多的层次的读者中,专门家和普通读者,有相当文化素养和一般文化水平……找到一些临界点和结合部,捕捉和细究共同关心的美学命题”。 (“编后偶记”,1986年8月,均引自《当代文坛报》,下同)

“‘津沪之谜’‘岭南之谜’与‘琼瑶热之谜’,按时下流行看法,一为严肃文学范畴,一为流行范畴,敝刊拟开辟两片战场,欢迎读者参与探讨,或独沽一味,或混合双打,悉听尊便”。(“编后偶记”,1986年9月)

“有一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常被人作为鄙视理论的至理箴言,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另一方面倘若不断地依据变革的现实去审度理论,从而校正理论,充实理论,创造理论,似乎理论之树也是常青的,而生活也会变得灰色起来”。(“编后偶记”,1988年1月)

“商品与文化(文学),消费与文化(文学),这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羞于正面接触,而文学实践发展证明势必解决的命题。市场机制的运转,价值规律的挑战,回避,不行;耻于接触,犹抱琵琶,也不行。……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会不会萎缩,出路安在?如果说那时还是理论上的随便谈谈,两年的实践表明,它已变成实践中更其尖锐的矛盾了。那命意结穴之处,以编者按者浅显的见识,似乎集中在‘经济的开放,意识形态是否也应与之适应具有开放性?作为硬件的经济效益与作为软件的社会效益,旨在登文学大雅之堂的严肃文学与旨在消遣娱乐的大众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的关系如何?’”;“作为改革综合实验区先行者之一的广东文化(文学)推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反映改革开放大都市现代文明,二是确保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这里撷取的只是黄树森智慧海洋中的些许浪花,但就上述讲到的“临界点和结合部”说、“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两条腿走路说、  “商品与文化(文学)、消费与文化(文学)”共同发展说以及经济与文化互动说,已足可见其圆通思维的针对性、及物性、建设性、前瞻性及其生命力与冲击力。于此,我们借用黄树森自己评价广东文艺批评思路的话说,就是他的理论一直尝试的是“理论的动态和可操作性”。这“动态和可操作性受制于政府行为,受制于市场,受制于读者受众的认同,服务于有苗头有潜力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及其重要作品,有利于批评界的形象塑造”。黄树森或以《当代文坛报》为阵地,或以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为依托,或以个人身份;在具体做法上,有后期评论与剖析,如《商界》《外来妹》《白门柳》等一推出,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作品所裹挟的全新文化和思想观念,势必会在中国文坛引起关注,从而及时地给予了充分重视,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概括和阐释。1992年3月,章明和黄树森关于《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的通信(载《羊城晚报》和《当代文坛报》)中,黄树森认为:  《白门柳》是在1980年、1985年两次历史题材创作高潮涌现的佳作巨制中不逊色的一部,“它是广东文坛的一件喜事,一种骄傲”。同时指出“‘省优’的砝码,断断打不住此书的分量和价值”。据张承良等人的《<白门柳>事典》指出:“这是最早有人在这样的高度来肯定《白门柳》的价值,而此后,《白门柳》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则证明这种论断的非虚妄之词。”(《名人评说<白门柳>》,广东教育出版社)

第二个表现是前期的理论投入。如电视剧《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投拍之前,黄树森及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骨干已就脚本的故事设计、人物塑造、审美定位包括具体桥段等,参与意见,进行诊断,在此基础上作品重新修正、调整,然后投拍,理论显示出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外的做法,还有全过程的策划与参与。如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政治抒情诗《百年期待》,大型理论书链“叩问岭南”,大型纪录片《我们见证》,从策划开始,即自始至终给予密切关注、追踪,在书稿(或脚本)写作过程中积极提供建议,在书稿(或脚本)完成后进行审读,付梓(或封镜)前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出版(或出品)之后又召集文化、新闻出版部门专家进行研讨。这种理论发现与理论定位,理论总结与理论提升,一则有利于作品选题的保证,二则完全有可能使之价值广延化、立体化,使之成为一个品牌,伸展至其他领域的开发。

由此,文艺理论与批评就充当了文艺创作与各学科、各领域的中介,完成了各种精品创作现实、历史、文化意义的开掘、评价和推广,既开拓了自身的视野,又强化了与社会各种生活的接触和理解,在动感中获得理论乐趣,在可操作中享受理解人生。理论的论证与策划,理论的启示与提醒,理论与创作的联手经营,虚功实做,开放式的评论而非封闭式的研究,既体现了理论的地位和品格,也证实了理论是动态的、可操作的。

黃树森圆通思维的第三个表现,在于其独特的编辑眼光或者说编辑理念。因为黄树森十数年苦心经营《当代文坛报》,理论主张都贯注于杂志编辑之中,其编辑方针与宗旨,也即其理论主张的反映。所以,谈他的理论,往往也是在谈他的编辑理念。这一点前有详述,不复赘言。下面只是约略谈其最具闪光点、架构独特的三个“编辑眼”:

一曰“杂交优势”。即“理论探讨格局上,使文学评论,与影、视、剧、美、音多艺术品种,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其他学科嫁接杂交”;“评论形式体裁上,或专栏,或手记,或随笔,或杂感,或诗式,或争鸣,或对话,与评论的嫁接杂交,打破评论形式的单一格局”。

二曰“鲜味学”。黄树森论述道:

鲜味,作为食品中一种基本味道而独立存在,而今当以“酸、甜、苦、辣、鲜”取“酸、甜、苦、辣、咸”而优之。倘若科学与文化也可作一番传递交流的话,张扬一下“文艺鲜味学”、“刊物鲜味学”,似可激起很多意想不到的活力来。敝意以为,撰文者较少或曾涉足的处女地,虽开垦甚至成林的领域,欲调节视角,让感受和思索方式进入别一洞天,有新的择取,新的烧结,并以鲜味出之;而读者未曾意识,或意识依稀朦胧,皆可视作文艺的“鲜”,刊物的“鲜”。套句时髦话,这叫浅层次。深层次的呢,是不是那文化、精神赖以延续和生存中,最坚韧、最煽情的那几条“隐情”、“潜情”。一旦触发,一旦开拓,就能俘获读者的好奇心、神秘感和注意力。社会小说的起驾,传统文学的盛行,财经小说(或称商战小说)的蠢蠢欲动,纯情小说的梅开二度,热点纪实作品的大行其道,都令读者陶醉于自身所体验的一种“狂喜”之中,这读者的兴奋点、激动穴,都会从“鲜味”中找到它的始末因由。当然,这还得加上一个安全阀和保险系数,得有度,得节制,现烧的酒太苦,得陈,一陈也就甜了。……“强烈的先锋震荡”,不可排斥;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谊情,固然可嘉,但也无须调侃“一次性消费”的作品。一次性消费,只要不是赝品、做假之物,也比那种专供私人收藏、刻意制造阴影和腐朽,而让人们失却阅读的勇气,要强。五万首唐诗,选本不过三百,真正流传者,更其寥寥,大量的“鲜活”,是一种文化积累。而且“鲜活”中却不乏精品。

笔者如此不惜篇幅,不怕琐碎地大段引述黄树森的“鲜味学”学说,是因为“鲜味学”比较典型、有代表性地阐述了黄氏的文化观、理论观和编辑观,绝非仅仅在谈一种办刊思路。理论的动态和可操作性、雅俗交融互渗对话的大文化观、对文化生态真切生动的整体把握、致力于挖掘新现象、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地、提升新思想的“勃勃野心”,在此一览无余。而这诸种问题是附属于“文艺鲜味学”学说之下的,既鲜活、灵动,又具体、可感,一些在文化争辩的汪洋里纠缠不清、—片混乱的难题,就这样举重若轻地化解了。“文艺鲜味学”,一个本可以成为一门学科,换别人几十、上百万言都未必说清的论题,寥寥几百字也就明朗了。其实这也正是黄树森的风格。理解了“鲜味学”,也就大致了解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怀抱了。

此外,黄树森的“编辑眼”还有第三点,就是编、印、发三分天下。将印刷与发行提高到与编辑并置的地位,并在印刷上追求精美、追求生动亲切、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发行商深挖市场潜力,广拓市场空间,把理论刊物做到了报摊上。像《当代文坛报》当年很长一段时期,发行量爬升到83万份,乃至100多万份,甚至一度出现洛阳纸贵一刊风行之势,在国内期刊界不敢说领先一步,至少在理论刊物上是占了鳌头的。这说明黄树森对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的参悟是多么具有远见,领悟力、适应力和推动执行力是多么的强!

   

二、个性鲜明的独特文体

 

黄树森的文艺批评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的词汇是独特的,语法、句法、文法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显得无法模仿,且有其智慧、思维、眼光的表征。这种表征显示着黄树森构筑了自己的语言世界,完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文体创造。

所谓文体,别林斯基说:“可以算作语言特点的,只是正确、简练、流畅,这是一个最庸碌的庸才也是可以按部就班地艰苦锤炼得来的。可是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维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因此,任何杰出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别林斯基论文学》)可见,文体显然不仅仅是指文章的体裁样式,不仅是外在形式的,还是内容的,它是由情感和思想所统驭的诸形式要素的几何体、统一体。一种文体的生成,标志着一位作家,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情绪、抒发情感、阐述思想的形式和方式。

因此,文体不单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句格式,甚至也不单是指孕育这一格式的一种特别的叙事结构。说一个作家创造了自己的文体,那主要是指他对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当然,这种自我把握,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种语言的把握。

语言对人类现实的参与形式,是介于现实的各个层面,制定社会成员的精神空间,延续特定的意识形态,维护或破坏既有的价值体系,调节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位置,给出人类感觉和经验的模式,提供认识实在的中介,等等。这就是语言的魔力,这种魔力也早已在政治领域产生了种种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体现为政治机构对于社会成员的凝聚、号召、激励、规约,仅仅语言就使万众一心,情绪昂扬。政治家通过使用内涵和外延含混模糊的大字眼,以号召和标语制造渲染出一幅诱人的图景,以民族、国家、阶级、战争以及种种“主义”作为主题词,来统驭、规约、煽动、控制人们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语言魔力的蛊惑将放逐理性思辨,耻笑科学分析,抑制直至取消种种个性。

这种魔力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当是时也,大量的政治术语、陈词滥调,吓人的字眼布满了汉语的每一个角落,规范、钳制了所有的判断尺度,无论人们谈论任何问题,最终的判决都引向严峻、恐怖的政治准绳。政治术语的强大势力吞没了一切,规定着现实的导向。密集的政治术语无疑为人们制造出一个相应的精神环境,关于人的所有解释都环绕政治地位,人的精神被单一地镶嵌在了政治的维面上。文学自是首当其冲,想想当时的“高大全”“三突出”“高快硬强”,想想文艺功能上单一的“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铁律,相必过来人至今仍心有余悸,而后来者亦可感受到其阴魂偶有作祟。

黄树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语境下,在拨乱反正之初,凸现出其语言创造性的“革命”意义的。它的革命首先表现于以新的、川流不息的语汇,“革”旧的、大而空的、专制暴戾的陈词滥调的“命”,而竭力营建并倡导一种民主的、宽松的、人性的人文环境。如在《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中,他率先提出砸烂“文艺黑线”论,倡导“进一步解放文艺思想,发扬文艺民主,深入斗争生活,按照文艺规律,努力繁荣创作,使文学更好地发挥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斗作用”。文章中,黄树森重新复活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新的词语,如“文艺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最富于个性最富于民主色彩,应当保证创作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如“文艺需要切磋,思想需要砥砺。艺术上的是非问题,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只有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如“文学是批判的武器,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在当前尤其要特别强调”。这些新的或重新激活的概念、词汇、语汇的使用,无疑是思想解放之初极具冲击力、导引力的启蒙话语。尽管文章仍使用诸如“砸烂”“肃清”“流毒”“毒化”“战斗”“敌人”等政治化、社论式字眼,但置身于新旧交替、乍暖还寒的特殊情境下,作为从“文革”恶梦中苏醒过来的受难者和先觉者,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因此而削弱文章的“革命”力量。

如《“香港电视”是非谈》一文,针对有人把香港电视定性为“无非是宣扬那个‘花花世界’的享乐主义的商业广告和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处世哲学之种种‘趣谈’”“通通是一种‘心灵的癌症’”,从而提议施以所谓“政令”“严加禁止”,让“治安当局”加以限制之类的做法,黄树森提出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有”的政策,建议“改革”目前“电视体制”,“借鉴”香港和外国电视的某些长处,加强“竞争”能力,拿出“思想、艺术上的高质量”的电视来,以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拿来、吸取其“养料”,摒弃、批判其糟粕的做法,以新的知识分子话语彻底消解掉了“简单、片面、绝对”的僵化的政治话语所造成的紧张。

再如《且慢“且慢‘恭喜’”》,这篇驳论文本身就是对一个新鲜词语及附属其上的新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的辩护。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发家致富已成为社会新的引力,最早的觉悟者们开始纵身于物质的追求,于是一个消失已久的民间词语——“恭喜发财”复活并重出江湖。人们不再将政治口号挂在嘴上、写在心里,放逐了宏大话语而专务于个人化欲望的追求,这又不得不使被“革命”  “血与火”“斗争”“阶级”浸泡发紫且“斗争哲学”几成思维定势的人士气郁难平,从而嚷出“且慢‘恭喜发财’”的断喝。这实则是“左”的思潮的延续,是政治话语对民间话语的粗暴干预。黄树森的文章感此而发,驳斥了“且慢‘恭喜’”者的荒谬不稽、作茧自缚,为发财之举鼓劲叫好。文章有理有据,滴水不漏,充满辩证法思想,对各类经济术语的运用熟稔灵活,文字已经消弭了新旧交替期的新旧交杂,而且显得挥洒自如,新鲜热辣风度已现,给人以强烈的个性魅力和雄辩色彩。

《题材纵横谈》是一个标志,一个界碑。黄树森完成了对“左”倾政治话语之于文学话语的“毒害”的“清算”,还了题材范畴诸概念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传统、文学与美学、文学与批评等的本来面目;还了这些概念以科学、理性的真正语义。黄树森也藉此进入了一个更加自由的语言创新的境界。自此,在他的长文短制宏论偶感中,我们看到具有惊人吸收力、创造力、冲击力的语体样式。

就总体语体风格而言,黄树森表现出文白夹杂、骈散相间、俚雅合流、不同学科领域词汇大胆转借的特点,文气上犀利泼辣、汪洋恣肆,论说上嬉笑怒骂、不拘成法,效果上见血封喉、出奇制胜。

在黄树森的语言革命中,旧的语言纷纷瓦解了,新的语流汨汨滔滔。这种语言的骚动源于他对于语言的高度敏感,他洞察并体验到了旧的社论语体和日常生活语体的活力衰退,表达不清,甚至已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无能、无力对新的变动不居、灵动鲜活的事物命名并加以描述、阐释。黄树森感觉到了言不由衷的轻度失语症——个人的和集体性的——的窘迫,所以有意无意地尝试创造一种具有活力的批评话语,不管古代还是西方,不管民间还是庙堂,不管科技还是人文,不管雅言还是俗语,统统“拿来”,有扬弃,有择取,有转化,拿巴赫金的话说表现出一种“狂欢”风格,当然也有节制、分寸。

就词语的“文从字顺”、“永远正确”,语法的规规矩矩、有板有眼而言,黄树森显然是显得随意了些,有时甚至过于“陌生化”,并非总是让人“口感舒适”。但这种“不规范”也正是他的法宝。太规范了也就日常化了,社论不是最规范吗?还有新闻通讯、工作报告。缺乏“陌生化”,字字句句也就平平淡淡,视而不见了。黄树森就是不肯让你轻易地放过每一个字、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他要唤醒你的审美兴奋,阻止你的心灵继续被凡庸遮蔽并在陈词滥调中沉睡。

由此可见,这种语体的变换绝不是一种技术主义的爱好,其背后支撑的是一种思维的革命,一场美学革命,一种语言主体的觉醒。藉此,他也就构建出一个新的人文环境,一种新的人文精神。

(节选自于爱成《一个人与一种文学史——黄树森与广东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