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年0版权”的核心法律症结

词曲版权归属的“先天不足”：

此案例的困境在于，歌手早期创作的歌曲词曲著作权（版权）归属于前经纪公司/唱片公司或其关联的版权管理公司，而非歌手本人。这并非个例，而是行业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

行业惯例与签约模式：

新人或上升期艺人签约时，议价能力有限。经纪/唱片公司常通过格式合同，要求艺人将在合约期间创作的作品（包括词曲）的著作权（或至少是独家、排他性的使用权）转让或独家授权给公司。这是此类歌手早年歌曲版权旁落的法律基础。

“版权池”的运营逻辑：

公司将旗下艺人创作的作品版权集中管理（形成“版权池”），通过授权使用（如播放、翻唱、商业植入等）获取收益，并以此作为公司核心资产和盈利模式。艺人解约后，公司基于合同约定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有权拒绝前艺人使用这些作品（尤其是商业性演唱）。

表演者权≠词曲著作权：

案例中歌手作为歌曲的原唱者，当然拥有表演者权（如表明表演者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以及对其现场表演/录音录像的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获得报酬的权利）。然而，公开表演（演唱）一首歌曲，核心前提是获得该歌曲词曲著作权人（或专有使用权人）的授权（许可）。即使你是原唱者，若不再拥有词曲版权或未获版权方授权，亦无权公开演唱。

 

二、法律风险：不止于“不能唱”

此案例清晰地揭示了音乐人（尤其是创作型歌手）在版权控制力缺失时面临的严峻法律风险。

核心作品控制权丧失：

无法自由使用、演绎、授权自己的心血之作，艺术生命和商业价值被“卡脖子”。

商业变现能力受限：

演唱会曲目受限、衍生品开发、影视OST授权、广告代言等商业机会受制于版权方。

品牌形象与粉丝联结受损：

代表作无法演唱，直接影响艺人舞台呈现、粉丝体验及长期品牌塑造。

衍生法律纠纷隐患：

若未经授权演唱，可能面临版权方提起的侵权诉讼，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议价能力持续削弱：

核心资产不在手中，在与新平台、赞助商谈判时缺乏底牌。

 

三、法律风险防范：

为音乐人赋能的“版权盾牌”

1.签约前：合同条款审查与博弈

保留词曲著作权：这是音乐人的核心诉求。若必须授权，应争取非独家授权或有限期限、有限范围的独家授权（如仅限录音制品制作发行），并明确约定解约后版权自动/有条件回归的条款。

明确“职务作品”边界：清晰界定哪些创作属于职务行为（版权归公司），哪些属于个人创作（版权归艺人），避免笼统条款。

引入“二次获酬权”条款：即使转让版权，可约定在作品被用于特定高收益场景（如大型商演、影视剧、游戏）时，艺人有权获得额外分成。

2.签约后：主动管理与确权

及时版权登记：版权登记虽非强制，但在权属证明和维权时是重要证据。

保留创作证据：妥善保存创作手稿、过程记录、DEMO文件、时间戳等原始证据，证明创作过程和完成时间。

关注授权链条：了解公司对版权的具体使用和转授权情况，确保符合合同约定。

3.解约/合作终止时：明晰切割与权益回收

合同条款是基石：解约谈判的核心是依据原合同关于版权归属、授权终止、回购机制（如有）的约定进行。

专业谈判与法律行动：在专业律师协助下，尝试通过谈判回购版权。若合同约定不明或公司拒绝，需评估通过诉讼/仲裁确认版权归属或主张回购权的可行性。

“重录”（Re-recording）策略考量：若无法拿回原版词曲版权，可考虑在法定或合同约定的禁止重录期限过后，重新录制演唱这些歌曲的新版本。艺人拥有新录制版本的录音制品邻接权（需注意，公开播放新录音仍需向词曲版权方付费）。Taylor Swift的“Taylor's Version”是此策略的成功案例，但这需要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和粉丝基础支撑，而案例中歌手重录旧作，亦是采取此策略的体现。

4.长期：建立自有版权管理体系

成立个人工作室/版权公司：成熟艺人应尽早建立自有实体，作为版权归属主体，集中管理和运营自身创作版权。

审慎选择版权合作伙伴：与专业的、信誉良好的版权代理公司（如大型音乐出版集团、独立版权代理）合作，授权其进行版权的推广、维权和收益收集，而非简单卖断。

善用集体管理组织：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委托其管理公开表演权、广播权等难以自行行使的权利，确保基础获酬。

 

来源：南国文艺微信公众号，作者：张扬律师（广悦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