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人文湾区建设，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实施，由中国文联指导，广东省文联、广州市文联主办的第2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合作峰会将于5月7日—9日在广州举办。峰会召开前，中国艺术报、广东省文联、广州市文联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文，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文艺融合发展、创新发展”主题，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作的现状、优势、亮点及前景等话题，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共飨新时代文艺创造中的湾区经验，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质量发展。
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与空间生产
向云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有一首曾经传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它的歌词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个影响深远的“圈”，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空间。它是我们今天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和时间的起点。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特定经济空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引起强烈关注，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
一、空间经济学视域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集中研究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并将三者紧密关联一体寻找其中经济规律的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与发展，可以说具有十分突出的现代空间经济特征，其中有鲜明的区别于传统和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色，深度关注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它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企业区位经济的因素，在宏观层次上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是经济地理学的一次重要的空间转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定位和经济共同体建构，实质上是一次地理重构、产业重组、空间重聚的战略规划，也就是一次对空间集聚的强势推动。空间集聚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R·克鲁格曼（美）担纲，联袂著名区域经济学家藤田昌久(日)、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英)共同著述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对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数学模型提出了“区域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国际模型”。其中都包含着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按照一个梯度递进，区域模型是一个“中心—外围模式”，“集聚因素将使得在多个地区和连续空间中会产生数量更少、规模更大的集中”。❶城市模型是一个“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的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固定水平上稳定下来。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❷国际模型是一个“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内部地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不同产业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如何改变？一个忽略国界的‘无缝’的世界（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空间经济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❸关联效应是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有三个原因导致行业和产业的“扎堆”集聚：一是地理集中的产业能培育专业化供应商；二是同行业厂商的集聚有利于创造出一个劳动力蓄水池；三是地理上的接近有利于信息的传播。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应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经济学视野下的空间经济，对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格区进行了战略谋划。其中包括三大方向：(一）“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即“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极点带动，指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形成三大极点，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轴带支撑，即依托快速交通网络与港口群和机场群，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轴带，形成主要城市间高效连接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二）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系，即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增强其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四大城市差异性发展，功能互补。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广州，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深圳，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与此同时，同步建设重要节点城市。支持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发挥自身优势，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三）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深化大湾区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加强大湾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空间经济学在研究城市区位的维持与锁定时，在追寻深层次问题时，也涉及了文化因素、城市位移、枢纽催化、流动壁垒。空间经济学家们指出：“是什么使城市合成一体？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稳固？”❺显然这里也潜藏着经济以外的原因，特别是人与文化的因素。空间经济学家还指出了像“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这类城市“位移”现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为，“城市最初位于地理中心，然后将它向东或向西移动。制造业的最优区域不仅随城市移动而移动，而且必须自始至终紧紧跟随。”❻粤港澳大湾区3个极点城市群，对其他城市是有交通枢纽及其辐辏作用。这一点也是破解世界大城市秘密的理论利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交通）枢纽在城市区位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催化作用。(交通)枢纽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带来利益，但是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经济增长使新城市的出现成为必然的关键时刻，使城市所在区位相对于其他地方处于优势地位。”粤港澳大湾区4个主要支撑性城市和5个次要关联性城市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人口流动壁垒是限制商品贸易的重要原因，通常这种限制是以国界为壁垒的。“如果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集聚了。”把这个理论放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还可以启示我们更加深刻地审视在这个特殊的空间经济里“一国两制”的必要性和它的经济意义。因为“现实世界不可能是无缝的：海洋、沙漠、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国界都能把现实世界划分成不同的部分。即使不存在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实际的贸易壁垒。然而，当我们把这个研究过程看成是一种理论演绎或者看成是对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的预告时，……我们发现，即使在没有事先划分特定区域的情况下，整个世界仍然朝着专业化产业区的方向发展”。❼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其经济空间中的文化要素、文化功能、文化特色、文化目标，也做出了纲领性的谋划和部署，提出了共建人文湾区和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等战略目标。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经济的构造和形塑，奠定了它的文化空间的经济基础和自然地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和共建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构成，既是它的发展保障也是它的发展形态，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经济的隐性存在或无形资产，也是它的经济空间有机的衍生空间。因此，有必要从战略高度定义、确认、规划、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及其空间生产。
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结构性与可塑性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历史基础是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自然地理、经济传统和文化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岭南”定位，二是中国南部沿海及其相关的大小港口和珠江三角洲的江海交汇通达的地域性和在地性。
岭南的地理意义在于它与中原王朝、历史、文化不可分割又自成特色，比如广州南越王墓所指示的南越国历史，其墓葬中的青铜编钟、酒器、兵器、车马、丝绸、甲胄、丝缕玉衣、螭虎钮“帝印”、龙钮金印“文帝行玺”、乐舞绘画等，具有鲜明的大汉王室风范，而墓中的波斯银盒、非洲大象牙、玻璃片等，又见证着它与波斯、非洲的海上贸易史；礼器上的“长乐宫器”等还表明南越国王赵陀生前僭号称帝的“特立独行”。
港口和江海交汇，对于中外城市起源都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对于在历史上擅长利用水运、布局水网、开凿运河的中国则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城市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但是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主要是拥有一个好的港口或是其非常接近主要的水上通道。”❽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早期通过广东向南海交通更是令人瞩目。《汉书》卷二十八下“粤地”条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前一四○至前八七）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❾此中可见，往南海诸国路线时日明确，先乘中国船，到远海后还要转乘蛮夷商船转运，赉黄金杂缯而往，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而归，贸易频繁。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来，先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率西班牙船队为“寻找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西班牙、葡萄牙之间的霸权之争激化，1496年两国重签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以佛得角以西370里格的经线为界（约西经41度），再划势力范围，线西为葡萄牙去发现。1497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由西向南、向东航行，发现并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并抵达印度。达·伽马开辟了从葡萄牙到印度，从西欧经大西洋、印度洋到东方的新航路，不仅连接了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教文明，也打通了西方与东非、波斯、阿拉伯、东南亚、中国、日本等的交通，使欧亚非三大陆地及其所有的各种人类文明和文明区域都通过海上路线连接起来。等到麦哲伦(葡萄牙人，其全球远航由西班牙资助）完成全球航行，世界就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改变历史的全球化时代。正由于这个历史背景，大航海之后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沙勿略于明代1551年经达·伽马东行航线抵达日本，再从日本到中国广东江门的台山上川岛，因得不到允许进入内地，终于客死上川岛。在此之前，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和进行贸易的准许。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定居。鸦片战争后，英国获得葡萄牙人一样的专属土地，强占香港，1842年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借着鸦片战争，葡萄牙人也乘势再学英国，于1887年获得“永驻管理澳门”条款。近四百年间和百余年来，澳门、香港都是西方与中国交通贸易的重要码头、港口。它们对接的是广东、广州和今天大湾区诸城市的集市、商行、码头、港口、交易会。西方文化也从澳门、香港登陆中国内地。沙勿略之后，罗明坚由澳门而肇庆、韶州、广州、南昌、南京、北京，利玛窦由澳门而肇庆、韶州、南昌、北京，汤若望由澳门而北京，他们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宗教，但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成就和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学、机械力学、西医、农业科学、语言学、美术、音乐等，还翻译诠释中国历史和典籍，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澳门与香港的往来和互动也在鸦片战争之后络绎不绝。从那时起澳门葡萄牙人就开始大量迁居香港，并且形成了香港葡萄牙人社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提出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文化建设目标，是有着历史依据和文化基础的。“生活圈”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圈”。人类学的“文化圈”理论、考古学的“文化层”和“文化圈”叠加理论，就构成我们今天的“文化空间”概念的理论渊源。直接源于地理大发现的人类学传播学派为了在人类掌握了世界自然地理后描绘出人类地理学总图景，即一幅人类的地面分布和文化发展的总图景，提出了“文化圈”理论。德国学者格雷布内尔提出，在他研究的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区域里，他发现其中有6至8个单个和独立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由5至20个文化因素构成。所谓文化因素则包括物质文化形式和社会生活与精神文化现象。他还进一步认为一个文化圈内存在不同文化物质及其出现的时间顺序并构成像地层一样的文化层，由文化圈的空间与分布可以发现它们具有重叠现象，这就是具有时间顺序的文化层。“文化圈”理论影响到国际考古学界，出现了考古学中的“文化圈”叠加“文化层”理论。比如奥斯瓦德·门京的《世界石器时代史》（1931）将旧石器时代分为三种文化类型：燧石块文化、手工石斧文化、骨制文化，它们各有地理分布。“门京的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他试图划定这些早期文化的范围，也不仅在于他最早对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作出重要的全面评述，而且是因为他试图重新对整个石器时代作出全面的划分。”❿人类学的传播学派在传播理论和文化圈的传播关系理论上既颇有创建，也因其唯传播论而受到诟病，其传播理论的影响力也因此大受限制。但是它的文化圈理论和文化圈构成研究，确是重要的学术遗产，一直被学术界运用和补充。“文化圈”理论实际上关注到文化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文化的普遍性问题，二是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文化圈及其分层、分中心解释的是普遍性问题，各种形式和形态的文化因素差异性多样性及其圆圈型地理构成，标注的是独特性。
以文化圈、文化层理论理解和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我们可以梳理出这个特定文化空间存在、定型、形成中的如下文化要素和文化层级：
1．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基因性文化或其文化血脉：①粤文化（粤语、粤菜、粤剧、粤乐、粤绣、粤讴、粤商），②岭南文化，包括广府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西江文化、漠阳文化，岭南学派、岭南文学、岭南园林、书院文化、冲虚古观、葛洪与罗浮山、岭南民艺（广彩、公仔、广雕)，儒道释信仰文化等，③南派武术、叶问、黄飞鸿、李小龙，④妈祖崇拜与妈祖文化，⑤南海郡，⑥南越国与南越王墓，⑦交趾与番禺，⑧南海神及南海神庙，⑨“海永无波”，⑩龙舟，⑪舞狮，⑫历史文化名人，⑬文学名著、人文经典、历史典籍。⑭南宋遗响。
2．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特色性文化或杂糅性文化：①中西交汇，②西学东渐，③东学西传，④西医东传，⑤外销瓷，⑥怀圣寺与伊斯兰教(艾比·宛葛素、怀圣寺、先贤墓），⑦印度与佛教（灵渡寺、昙摩耶舍和光孝寺、华林寺、“西来古岸”和菩提达摩），⑧基督教重要登陆地（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马礼逊、梁发、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大三巴），⑨开平雕楼、华侨与华侨文化、侨批，⑩十三行，⑪交易会，⑫广州通海夷道，⑬市舶司，黄埔税馆，粤海关，⑭古代港口，⑮南海一号，横澜灯塔，⑯通草画，⑰来穗蕃船（哥德堡号、苏哈尔号、中国皇后号），⑱汤显祖·澳门·《牡丹亭》，⑲新闻出版、文艺社团、报刊。
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基石性文化传承或文化传统：①中国近代史起点，②虎门销烟，③三元里抗英，④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兴中会，⑤黄花岗起义，⑥省港大罢工，⑦北伐战争、叶挺，⑧闻一多《七子之歌》，⑨冼星海《黄河大合唱》，⑩香港杨家祠与营救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北上（香港），⑪历史文化名人故居。
4．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创新性文化范式：①“港乐”（香港流行音乐），②电影生产（香港电影、珠江电影)，③功夫与南拳、武侠小说，④交响乐、杂技与舞剧，⑤歌曲创作、广东音乐，⑥岭南画派，⑦电视剧生产、打工文学、城市文学，⑧农民画、年画、剪纸、大芬村油画、观澜版画，⑨飘色、疍家文化，⑩象牙雕、玉雕、端砚，⑪澳门文化遗产保护，⑫旅游文化景观，⑬非物质文化遗产，⑭摩天大楼和地标性建筑，⑮世界自然遗产。
以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文化因素”有的是单体单个文化单元，有的是散布各地的文化集合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文化因素”的认定原则和选择标准是：①范围和影响曾经覆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②其特色和个性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共性；③能够代表或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④虽然出现在某一特定地点，但是具有粤港澳大湾区历史共性和代表性；⑤从粤港澳大湾区诞生、产生、发生的影响和改变历史的时间、事件和人物；⑥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造了可适用性的范式；⑦对内具有典型性和经典意义，对外具有区域地理和地域文化的标识性和形象性（文化地标或地标文化）。当然，以上仅仅是粗粗检视罗列，远不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中重要“文化因素”的穷尽式集合，也没有占用更多的文字篇幅展开对这些“文化因素”共性和通约性的深入解读。但毫无疑问，这种可解读的内涵是无比丰富，具有深刻意义的。比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可见岭南人文的一时之盛。苏轼有名诗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明代广东被朝廷察举618人、举人6437人、进士874人，共7929人，珠三角就占其中49%。广东古代书院，宋代有39处，明代156处，清代242处，书院总数居全国前五，仅次于湖南。⓫以上“文化因素”从基因性文化、特色性文化、基石性文化，到创新性当代范式，既有一个递进性的层级和时间序列，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文化空间内部结构。所有这些“文化因素”中的历史性和历时性样式都具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性向度。理解这个文化空间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自觉、主动、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是在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上主动作为，具有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里“文化因素”的同心圆和通约性，奠定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构建和共建的文化基础、历史逻辑、情感认同和心理基础。它的基因根性，是中国心、中华情的源头活水，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具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历史韧性和民俗韧劲。它的开放性、延展性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之成为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重要支撑区的文化与经济的合力。对于促进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这一文化空间的葡语通道与后航海时代多元文化交流的历史功能，将在现实实践中得到彰显。这一文化空间也准确、生动地阐释了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的集聚效应，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和国际文化交往中心给出了历史的答案。
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空间生产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大湾区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其中提到“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多元文化”三个文化理念，分别在文化的强度、厚度、广度上对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
空间生产一般是指空间经济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和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但是法国著名的空间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他的《空间的生产》中也在论述一般空间生产时提出了近似于“文化空间”的表述，他说：“空间可以利用话语、符号抽象地加以标记。空间于是便获得了符号化的价值。”⓬这实际上肯定了“文化空间”的存在。不过他用的是“社会空间”。他说：“(空间生产)这一命题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推广应用到社会空间中去（当然需要应有的审慎)。这将给予我们一个特殊的空间概念，即由一种在某个(社会的，和被决定的／决定的）空间实践中分布的力量(即生产力)所生产的空间。”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使用了“文化空间”的类别和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性保护，随之也成为一个文化焦点，至今其文化空间概念的普泛化和普适性趋势日益加深。因此，基于一般空间生产的文化空间的空间生产也成为可能。
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空间生产问题，首先，要基于空间的人的生存本质和由人的生产产生的空间文化的表征性和符号化。空间的生存性是指人的空间本质，即人与空间的关系：人的存在具有空间性，以及空间的生存性。美国哲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这首先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躯体、一片土地、一个家、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一种职业、一个影响范围、一个集团、一段历史时间、回忆中或预期中的一种地位，在一种价值和意义结构中的位置。不拥有空间，就是不存在。所以在生命的一切领域之中，为空间奋争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和终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终的不安全。”⓮不论是土生土长，还是迁徙移民，空间的生存性特征，都决定着主体对空间的体验性和归属感。因此，文化空间又是空间表征，是赋予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实践，即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和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是“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⓯这就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及其空间生产是空间生存的需求刚性所规定，也是其生活向好的趋美性必然要求。
其次，要把握住此一文化空间的空间结构特点和它的空间张力。它的递进性层级和金字塔式结构里贯穿其中的核心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此一文化空间的海洋性使它面向太平洋的“南洋”东南亚和印度洋，直至达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它与葡萄牙的渊源又使它与今天的葡语国家多有共情性，使这一世界第六大语言，及其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等国家与之亲近。它与英、美的文化交流也此起彼伏，在血与火中涅槃重生。它不仅可以联通全世界，也沟通着世界重大文明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传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区域性范式。这种历史范式过去曾经出现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大航海时代由此一地区推动世界历史的原因做了专题研究。海港群与海洋、海路与航海世界、空间经济集聚与辐射力量深厚、新兴生产力和产业蓬勃兴起、制度转型和充分竞争、多种伟大文明碰撞相聚融合互鉴，这就是历史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综合性机制和地理秘密。布罗代尔还特别强调了地中海的世界影响中文明影响力的可持续性、长时段性和深远性，他说：“地中海的这些向各个方面漫溢的影响充分标示出它在构成世界的伟大生命的交流和竞赛中的存在和力量。这些影响在17世纪开始时，突出了作为古老的文明的摇篮的地中海在缔造现代世界的过程中的卓越地位。地中海在现代世界的身上打上一个十分巨大的印记。”⓰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空间张力由几个空间因素组成：一是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城牵引、双边与多边和“一国两制”的城际张力和制度张力。二是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的结对、交叉和组合产生的跨界张力。三是大湾区11市互联互通形成的交通网络、产业网络、信息网络、城市网络、文化网络等产生的网络化张力。四是大湾区空间的整体性、综合化的合力性张力。
再次，文化艺术的功能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其空间生产标志性和代表性部类，居于文化空间空间生产的重要地位。“作为艺术生产的艺术生产”（马克思语），它的激励机制，具有发展动力功能；它的共情能力，具有集聚和凝聚价值；它的形象塑造，是精神气质涵养；它的记忆功能，可以镌刻历史；它的文明品质，是时代的印记；它的美感意义，美化着生活；它的想象性取向，是创新的基因；它的观赏价值，是精神世界的美善；它的形象思维，是艺术地掌握世界；它的求真，激发追问真理；它的娱乐方式，使身心休闲愉悦。总之，“社会空间在方法论和理论上也与三个一般概念——形式（form）、结构（structure)和功能（function）——相关联。换言之，任何社会空间都应当服从于形式的、结构的或功能的分析。”⓱这里的形式“可以从几种含义来理解：审美的、造型的、抽象的(逻辑－数学的），等等方面”。人地关系是文化空间的哲学基础，恋地情结（段义孚）是人类审美投射其生存环境的结果，是人类对物质环境、地理空间的所有情感纽带。“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美感可以是从一幅美景中获得的短暂快乐，也可以是从稍纵即逝但豁然显现的美之中获得的强烈愉悦。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⓲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经济、空间格局和文化空间，都是基于这种深刻的人地关系和恋地情结。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空间生产包括了文化传承、文化生产、文化产业、文化创意、文化创新、文化繁荣，它们的空间共生就是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传承赓续、多元文化包容汇通。概要来说，就是围绕其文化空间“文化因素”揭示出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形成的结构原则，展开四个维度的推进：一是强大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基因性文化血脉。二是壮大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特色性文化传统。三是夯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基石性文化传承链环。四是繁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创新型文化范式。因为文化空间本质上具有悖论式的矛盾张力，它有一种场所的在地性规定，同时又有非空间化的外溢性特征。这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的意思：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所以，这四个维度的推进都包括两个方向的深入掘进和拓展：向内挖掘文化资源，激活资源，活化资源，增殖资源；向外展延文化关联，使“文化因素”由点成线及面，既有线性由此及彼无限抵达延伸，也有圈式涟漪由近及远无限扩散放大。这是一个涉及广阔领域、众多地域、各种文艺和庞大体系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不断细化、深度联动且久久为功的工程。当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空间的这种空间可能性也正是它可以而且应该匹配其世界一流湾区世界级空间经济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注释：
❶ ❷ ❸ 参见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代译者序）》，［日］藤田昌久、［美］保罗·R·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第9页，第10-11页。
❹ 参见［日］藤田昌久、［美］保罗·R·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❺ ❻ ❼ ❽ 参见［日］藤田昌久、［美］保罗·R·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第109页，第287页，第114页。
❾ 参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页。
❿ 参见［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⓫ 参见曾大兴著《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2页，第373页。
⓬ ⓭ ⓱ 参见［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等译，孟锴校《空间的生产》，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06-207页，第251页，第216页。
⓮ 参见［美］蒂里希著《蒂里希选集》（上、下），何光沪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19-1120页。
⓯ 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页。
⓰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8页。
⓲ 参见［美］段义孚著《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
